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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时间:2020-08-23 00:25:22,林子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越来越常见,诈骗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二百四十二条单独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后又以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相比于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要求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扰乱了市场秩序。正是由于合同诈骗罪的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存在许多难题。作为合同诈骗罪认定的难题之一、该罪名成立与否的关键之一,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结合多方面进行考察分析,才能进行最终的认定。

实务中,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非法占有目的”无法直接被看出,往往需要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推断,以下是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的几个重要因素:

 

 

一、主体资格是否真实

 

 

一、本罪侵犯的法益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若行为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虚构主体资格,违背市场交易的诚实信用的义务属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可直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体表现为以虚假的身份、地位或者冒用他人、单位的名义与对方签订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等。

 

 

 

二、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以及实际履约情况

 

 

第一个层面是考察有无实际履行的能力。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具体可以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行能力和无履行能力。首先,表面上看行为人具备完全履行的资质、资本、人力等条件,但其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他人签订合同,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并没有积极履行约定,而是将收到的货物、货款、预付款等挥霍或者逃匿的,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后,行为人实际上无履行能力,但采用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可直接推定行为人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个层面是考察履行的情况,主要包括履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以及履行的态度等。此处的刑事诈骗行为要注意与民事欺诈区分开来,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欺诈行为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上。具体而言,如果是虚构合同标的的数量和质量,对合同履行的影响较小,属于民事欺诈;但在无合同标的时谎称其有则会对合同的成立以及履行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构成刑事诈骗。另外,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也不能忽视。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积极,即使最终可能仍未能履行合同,但可推断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合同目的,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但倘若行为人在合同生效后不做任何努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则说明其有诈骗故意。

 

 

 

三、未实际履约的原因考察

 

 

无论是在普通的合同经济纠纷还是在合同诈骗罪中都可能出现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形,因此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并不一定就是合同诈骗,还需具体分析其中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吴联大合同诈骗一案(裁定时间:2002年3月12日,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的一些行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主观上不具有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对方公司财产的目的,客观上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也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拒退保证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图骗取对方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隐匿合同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情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据此,即使合同最终未能履行,但未能履行是由于行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事出有因,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的故意。

 

 

 

四、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因而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因素。对于本罪的行为人来说,骗取财物是其根本目的。如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用于大肆挥霍、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等,应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取得财物后未实施上述行为,而是将取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发生合同无法履行的后果,也应以合同纠纷处理,不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值得注意的是,以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可行性强,但这种推定是允许反证的。即如果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行为人虽然虚构主体资格与对方签订合同,但行为人具有履行能力,并按照合同的约定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或提供担保等行为的,此时则不能仅依据虚构的主体资格这一方面进行推断而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虚构主体的原因等行为综合认定,才能避免出现漏洞,应对复杂的实践情况。此外,应当注意避免仅仅依照客观情况进行主观推断,要结合行为人的口供、陈述等主观方面进行认定,坚持主观和客观结合认定的原则。

 

 

本文作者:

林子淇,中山大学刑法学硕士。

韦怡妮,暨南大学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