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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监测让我想明白很多事情

时间:2021-10-14 18:03:02,林子淇

由于前段时间去了外省的某城市,我居家监测了一段时间,也想明白很多事情。我认为防疫政策和刑事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过段时间就调整一次,譬如不同地方不同政策,不同的只是,防疫政策的宣传做得更普遍、更全面、更到位。
 
我在该城市打的前往高铁站的时候,司机跟我说,你要做核酸,不做核酸不准走的,我看了看,还有一小时我那班高铁就开了,当时我已经在车上了,我就说先过去再说。是的,当时我也产生了一点点侥幸心理,直到我遇到了几个查核酸的工作人员,被直接劝退。
 
面对政策,人都容易有侥幸心理,因为毕竟这不是法律,不是法律,有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空间,后来发现,有时政策比法律还严格。
 
另外,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在车上,司机跟我说,现在这里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没做核酸赶不上高铁或者飞机的,都是全票退给你的,不扣费用的,然后我就信了。然后我去到退票的窗口,工作人员跟我说没有这条政策的,票只能当天用,您能赶上就用,赶不上的话我建议还是退票,怎么样,要不要退?我就退了。我问之前有这样的政策吗?工作人员说没有。
 
这让我更确信,面对非专业人士的建议和道听途说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尽量通过官方渠道获知信息,因为即便遇到的是那些本地政策,即便是那些自己认为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提供的信息,可能因为这些人没有直接接触某件事,信息都可能有误,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政策和形势的判断。
 
我做完核酸住了一宿,等结果出来才回广州,一回到广州就接到某某派出所的电话,问我近期是不是去过什么什么地方。我说我去过,他们就问了我一些信息,我就回答了,然后他们说让居委会联系我,可能要做隔离。我说我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他们说现在的政策可能是没去过都要隔离的,具体的让居委会联系我。
 
不久后居委会联系了我,说要隔离,让我选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我问有什么不同,他们说集中隔离就是自己付费,到哪里哪里住十四天,一天五百多块钱,居家隔离就是全家隔离,贴封条,然后只有送饭和做核酸的人能过来。我说我家里还有其他人有工作的,出行不便。他们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在两种方式中选一个,我说我要考虑一下。他们说您考虑十分钟吧,然后十分钟后,我还是没有考虑好。因为我不想影响家里人,然后又觉得集中隔离可能没事都变有事,我把我的顾虑再和他们说了一下。他们说先安排人来给我进行核酸采样。
 
然后很多人就过来了,有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带着一个医护箱之类的箱子,还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带着封条。我做了核酸,然后我问我要隔离吗,他们说应该是要隔离的吧。我心情比较沉重,因为我还没做好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的选择,他们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如果居家隔离会怎么给我送东西、做核酸,具体如何处理。我又说了几句,然后开始想我要不要收拾东西,这时,一个电话打过来,工作人员接到电话,按了免提,电话那头说我住的那个地方不是中高风险区,而且该区没有中高风险区,依据现在的政策,判断群众去的地方是否中高风险区以及是否要隔离以住宿地为准,不算那种坐在的士上途经的。然后工作人员就把封条收了起来,告诉我后面还有哪几天要做核酸,说不用隔离了,但也不能到处走,最好不要外出,除了出去做核酸的时候,自己要注意通风,云云。
 
所以当政策细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会排除一些人,因此政策够不够详细是很重要的,解释政策的人有没有耐心认真分辨是很重要的,当事人自己肯不肯再争取一下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如果他们核查得不够仔细,或者我没有再犹豫那么几下,可能从居委会打电话来过没多久我就已经坐上去集中隔离的汽车了,去到集中隔离的地方,给了钱,把东西放好,那么就算被误伤,别人可能也不好意思再说这是误伤。
 
而且,政策有时可能也是看运气的,就是因为政策善变,所以要看运气。譬如有时政策出台的时间和人们知道它的时间不完全一致,但就是晚这么一小段时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回到广州,居家监测期内总共做了四次核酸。我做完第二次核酸的时候,感觉自己很明显是没事的,我很想出去,也不太感觉后面那两次核酸还有什么意义,但我还是配合防疫工作做核酸,尽量不出门,包括有些案件约了面谈的都取消了。
 
因为政策就是政策,不配合的话,可能会有更大问题,虽然很多人因此受到限制甚至损失,这些人自己也没有感觉到这些事情有太大意义,但政策之所以成为政策,肯定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它有意义,它是不会凭空存在的,甚至于,有没有意义也不是当事人自己说了算的,往往要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当然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过去某某地,你应该知道过去某某地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道理我都明白,但如果有些人明知道某某地有风险还是要去,那么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她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问题那么大,但就那么一两个小时,情况就变了;二是他/她可能有必须去的理由。因此,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要尽量避免这类风险,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当事人自己要更注意跟上政策调整的频率,尽管这可能很难;二是有关部门要尽量避免让普通人遇到这种必须面对“流动风险”的情况,譬如考虑增加一些便利性措施,减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别,简单来说就是尽量鼓励远程办事、网上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