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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出罪的希望交给警察

时间:2020-05-20 20:42:50,林子淇

 整体证据法和刑事证据书的风格不太一样,刑事证据书中对证据-事实-法律链条的梳理比整体证据法书籍要精致、完善很多,不说什么国内国外,不上比较刑法,不讲法制史和证据史,哪怕看似在讲世界观实际也还是在讲方法论,确实更加实用。

  由于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罪和入罪力量失衡,出罪证据会被有意隐藏。刑事案件有“命题论”,侦查人员倾向于把入罪当成工作的主题,努力查找入罪证据,忽视出罪证据也很难说是错的,因为这证明他们工作没有偏题。

  而如果一件事情需要去侦查,侦查人员一开始站的必须是入罪立场,否则根本不需要启动侦查程序。

  我也做过刑事控告,有时候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会说某某事是民事纠纷,并称经济纠纷不必动用刑法。但我都很强硬地站刑事立场,而且说经济纠纷也有刑事经济纠纷,否则就不会有经侦部门了。(所以经济作为定语其实是个他类定语,既不偏刑事也不偏民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刑事控告案件中,控告方能提供的证据都是初步证据或者是大部分证据,但由于其调查取证的能力受到各种限制,基本不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仍然是必要的。

  以前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制造杀人犯》,讲的是一个美国含冤入狱的“杀人犯”聘请两名刑事律师帮其调查取证最后成功脱罪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两名刑事律师居然可以直接戴上手套检查案涉的DNA。

  然而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这种高级别的取证权于律师而言是不存在的,侦查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命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物证和书证这类固定性最强的证据而言,律师的取证权只限于还没有被其他人取证过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侦查的世界里,就最关键的证据,基本都是有一没有二,可一不可再。侦查机关先取证了,律师基本上就只能看副本。(一般只能抓住证据漏洞而难以提出反证,条件好点的可能会做替代性实验。)

  且很多企业比如腾讯、支付宝、电讯公司和银行四大巨头,基本不会为刑事律师取证提供足够的方便。这也是网上大范围流传到这四类公司取证“秘籍”的原因。轻而易举的事情从来不会出秘籍。

  当事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有时当事人自己也会说:“看他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只要去查,一定能查到XX(关键证据),就看立不立案,去不去查,想往民事还是刑事的方向去处理。”

  因此不要把出罪的希望交给侦查人员,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罪确实不是他们的命题,带着入罪的眼光去侦查才是。

  出罪还是要靠辩护律师,因为这是律师的命题。

  虽然考场是一样的,却不能要求做A卷的人给出B卷的正确答案,除非有一天大家都用同一套卷,但这极难,存在很多理念和技术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