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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的“37天黄金救援期“应如何理解并使用?

时间:2020-05-20 20:39:33,林子淇

一、家属应如何理解?

  刑事案件,家属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所以家属主要是理解的问题。

  

  如何理解“37天黄金救援期”?我在多篇文章中有多处论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看看《如果刑案三阶段只出得起一个阶段的律师费——兼论审前辩护》和《律师又不包打赢,为什么还要请律师?》,这两篇的篇幅比较长。

  家属出于对刑事案件流程的不了解,以及平时观看各类新闻报纸、影视剧所导致的主观印象,致使他们容易误认为法庭才是辩护唯一的主战场。

  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就我本人接受委托的刑事案件,其中有不少是在37天之内检察院不予批捕或者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之后“不了了之”的。对当事人而言,达到了“战争”提早结束、早点回家吃饭的效果,消耗反而是最低的。

  庭上激烈的辩论固然是律师辩护技能的完整体现,但审前辩护在尽快、尽早维护当事人权益方面却始终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37天黄金救援期”无疑是侦查阶段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试图通过审判来实现无罪,成本最高,时间最长,希望最渺茫。这就好像孩子越大越不好教。成绩差的孩子越长大,要提高成绩,家长就要付出越大的心血和代价,而且还越难教得好。

  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之时,有人问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请问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位科学家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

  这位科学家出人意料的回答,表明了儿时养成良好习惯对人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

  37天,就是刑事案件的“儿时”。别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也不要寄希望于“女大十八变”,这只是特殊现象。

  事实是很多事情,“三岁定八十。”

  这个定律放在刑事案件中理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口供为王”的旧传统仍然未彻底破除。

  被抓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有罪的供述还是无罪的辩解,当事人都会一股脑地陈述。词不达意者有之,倒因为果者有之,一词多意者有之。毕竟在被捕的当事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低学历人群。而这些当事人在高压环境下作出的供述和辩解(很可能主要是供述),将来都会成为攻向当事人的利剑。

  很明显,当事人刚刚被捕的时候,最容易处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的“可云状态”,他们不明白法律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

  所以,很大概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明白自己说出的话在法律上有何意义。

  认罪可以是当事人的权利,但无论如何,当事人都应当就“表达”的意义具有知情权。

  香港影视剧中常有一句话:“你所说的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其实实践中大陆的刑事案件并不是这么操作的。

  但如果当事人在前期作出了不利供述,那么这些供述基本上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是一定的。如果律师不介入,那就没有人管这些供述究竟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作出的,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三阶段的辩护权,但属于“37天”这个期间的辩护权却根本没人实施,当事人也不知道,那么有也等于无。

  而侦查阶段在取证方面的特殊性(几乎是取证的唯一阶段)+打刑事就是打证据+“口供为王”+37天内收集口供的频率是最密集的=37天内不请律师的当事人自取灭亡。

  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刑事案件越往后,获得无罪可能性越低。这在法律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根据2013年的《中国法律年鉴》,2013年生效判决涉案1051638人,其中无罪的只有891人,比例不足万分之一。其他相邻年份在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七不等。

  综上,家属不要怪别人举起矛向自己的亲人冲过来,因为那是别人的职责。应该想想自己为什么早点不给自己的亲人一个盾牌。

  二、律师应如何使用?

  刑事律师没有不理解刑案“37天”的内涵的,所以律师主要是使用的问题。

  律师应当妥善而全面地向家属解释自己在这37天之内会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和当事人有什么关系,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尽量帮助当事人。

  1.向侦查机关等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一是分析《拘留通知书》的信息,二是和家属以及当事人的了解情况的亲人朋友交流,三是和公安机关沟通。了解基本案情之后可以准备会见的具体问题。

  2.会见当事人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律师会见当事人是非常重要的,会见的主要作用和要领有六:

  一是让当事人知道还有亲友在关心自己,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树立或坚定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信心;

  二是就罪名进行专案普法,使当事人对自己所为或者没有做过但被怀疑的事情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避免当事人因为无知、慌乱或者认识错误而陷入犯罪疑团或者犯罪泥潭;

  三是了解当事人在看守所中的身体状况、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权利有无得到保障,顾送有无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和规定或者规定有无变更;

  四是唤起当事人对于案情等相关情况的回忆,促使其忆起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或理由;

  五是全面告知及保障当事人在程序法上的诉讼权利,“大”到是否有刑讯逼供,“小”到是否存在签名前查看笔录的时间不足的问题,律师均要全面了解;

  六是做好会见笔录,以准备进一步的法律检索、撰写文书及提出辩护意见的工作。

  3. 代理申诉、控告

  万一发生极端事件,如当事人遭遇刑讯逼供或者疲劳审讯等不文明甚至虐待型的审讯行为,通过会见,律师可以尽早知悉。了解到办案机关违法办案的情况后,律师可向有关部门申诉、控告,间接监督对办案机关的侦查行为,促使或保障侦查合法化、规范化,保障当事人的人权及诉讼权利。

  4. 撤案或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律师在会见当事人之后,会对案情有所了解。如律师通过其专业判断认为当事人满足撤案条件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在收集完证据、整理好理由、撰写好文书后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交撤案或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律师提交撤案或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是避免公安机关只听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词”,促使公安机关从更宏观或更全面的角度去看待、发现案件事实,有利于实现撤案或取保候审(特殊情况下,强制措施也可能变为监视居住)的有效辩护目标;

  另一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安机关“有罪推定”的倾向,通过行使辩护权及早为公安机关提供法律上的无罪、罪轻的理由和证据,供其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拘留期间,撤案和取保暂不成功,这些文书中的意见也需要被考量,这样一来增加了当事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机会;二来依据法律这些文书会被保存,其中的辩护理由可构成完整、全程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为后续的辩护提供一定的参考或者设置一定的铺垫。

  如拘留期间没能成功取保候审,案件会移送至检察院进行审查批捕,批捕期一般是7天(但不意味着检察官一定会在7天中的最后一天作出决定),律师可以并应当及时向检察院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

  由于现在检察院都实行办案终身责任制,且依据法律错误批捕会导致国家赔偿,检察官一般会审慎地看待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尽量避免错捕和冤案。

  律师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可从刑法、刑诉法、刑事证据、羁押必要性等多个角度去进行阐释。

  特殊情况下,律师可以在提交法律意见书之前约见检察官,如被批准,则提交法律意见书之时可以与检察官面谈。律师可从法律人的角度,与检察官就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进行探讨,从情法理的方面全方位发表辩护意见,尽量促使检察官改变单方面接收信息的状况,争取不批捕的结果。

  5. 主动调查取证,提出无罪、罪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理由

  关于律师是否要主动调查取证的问题,我在先前已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刑事律师要不要积极取证?》,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认为如果律师认为本案中存在可被证实的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律师应当主动积极取证,这是一种无可推脱的责任。

  说到无罪、罪轻理由,先说无罪的。

  刑事案件中的无罪理由大致可分为刑法上的无罪理由和刑诉法上的无罪理由。刑法上的无罪理由是指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也即不构成犯罪。刑诉法上的理由主要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达不到刑诉法上的证明标准。

  需要明确的是,一般而言,刑法上的无罪理由是更为有力而直接的。因为刑法属于实体法,一旦在实体法上无罪,则撤案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大为提高。甚至,通过论证刑法上“无罪”是撤案的最重要手段。

  至于刑诉法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这也正是研究判决者得出审判阶段“刑法理由”出罪与“刑诉法理由”出罪各占半壁江山的原因。

  一旦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办案人员可能产生的想法和采取的手段是更多元化的。

  一是可能认为既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节也不算严重,似乎也没有太大追究的必要,那么这个案子没有必要再继续跟进,无谓浪费司法资源,如此就有可能撤案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二是认为虽然情节也没有很轻微,但关键证据已经灭失并且不可能拿到,再跟进这个案件最后也可能无法成功入罪,这种情况下变更强制措施的几率还是较高。

  三是可能认为虽然目前“事实尚且不清,证据尚且不足”,但是通过持续努力还是可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据链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撤案就不可能了。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因为认为没有羁押必要性或者羁押期限已到又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想法,对当事人予以取保候审(几率较之前两种已经降低很多),但案件仍然处于侦查阶段。

  所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较之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情形而言,对辩方的有利程度是略低一些的。

  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无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再怎么强调要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实体法和程序法天然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办案要注重程序法主要是为了发现实体上的案件事实,程序法最终指向的也是实体的结果,因此通过程序法来出罪本身就没有通过实体法也就是刑法那么直接。

  关于出罪的具体理由,散见于我国刑法、刑诉法、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中,另有司法指导文件、各法院的指导意见以及具备参考价值的“类案”。

  因此即便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案件,其背后的知识体量也是相当巨大的。我曾经从中撷取了一小部分常见的刑法上的出罪理由,收录于本公众号《刑法出罪免刑辩点汇总(一)》一文中,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但即便仅仅是法律检索一项,律师需要查找和考量的无罪辩点也远远不只该文中提及的内容。

  另外,罪轻的理由本文就不再赘述了。现在本公众号中与罪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篇文章是《“认罪认罚不值钱”论应如何理解》,但该文并不涉及具体的罪轻辩护观点。

  辩护是精细的工作,并非只是“辩护”二字那么简单。37天,对家属而言是时间的流逝,对当事人而言是命运的折磨。

  人生可短暂,也可漫长,但关键之处,或许也只有几步。对身陷囹圄的当事人而言,那37天,或许就是最关键的其中一步。

  正如“高一不刻苦,高二很辛苦,高三很痛苦”。刑事案件三阶段,“侦查阶段不努力,审查起诉很懵X,审判基本要哭泣。”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如果您珍惜自己的亲人,请不要让Ta难上加难。